過去 10 年間，畜牧業尤其是肉羊產業發展步入快車道，成為農業農村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為滿足日益增長的畜產品消費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生產方面，產量和產能增速趨穩，經濟重心逐漸集中并向西北方向轉移；貿易方面，貿易總額和逆差持續擴大，市場結構變單一但產品結構多元化；消費方面，線上消費和戶外消費成為新的增長點，羊肉價格受外部影響波動頻繁。總體來看，我國肉羊產業經濟發展持續向好，但仍然面臨著資源環境、生產技術和品牌效應 3 個主要方面的限制，建議重點保障農牧區生產資料供給，通過協同推進技術創新與應用、打造高附加值品牌集群，促進肉羊產業可持續發展。

　　肉羊產業一直在畜牧業中占據重要地位，我國城鄉居民對羊肉的消費量和消費偏好也相對較高，肉羊產業的持續向好發展可以有效保證國內肉類供給和食物全面安全，對增加農牧民收入、穩定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穩定等具有重要作用。為了大力推進肉羊產業轉型升級，穩步提高畜產品供應保障能力，我國相繼出臺了《全國肉羊優勢區域布局規劃（2008—2015 年）》《全 國牛羊肉生產發展規劃（2013—2020 年）》《推進肉牛肉羊生產發展五年行動方案》等政策，肉羊產業整體產量和產能大幅增加，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升，初步形成了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經營的產業格局，但與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目標還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本研究在總結近 10 年我國肉羊生產、貿易、消費發展趨勢特征的基礎上，分析未來我國肉羊產業面臨的挑戰，提出肉羊產業可持續發展要點。

　　1 我國肉羊產業發展趨勢特征

　　生產、貿易、消費比較能夠體現一個產業的經濟發展情況，本文主要從這 3 個視角出發，概述中國肉羊產業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特征。總體來看，我國肉羊產業的產量和產能在不斷增加但增速趨穩，貿易總額擴大的同時貿易逆差也在持續擴大，線上消費和戶外消費是大勢所趨，將有力帶動城鄉居民對羊肉的消費和經濟的增長。

　　2011—2015年，我國羊出欄量從 26 661.5萬只上升至29 472.7 萬只， 增長了10.5%，年均增長2.6%；而 2017—2021 年，我國羊出欄量從 31 218.4萬只上升至33 045.0萬只，總增長率和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5.9%和1.5%，羊出欄量增速明顯放緩。羊存欄量增長情況類似，2017—2021 年，我國羊存欄量從 30 231.7萬只上升至 31 969.0萬只，總增長率僅為5.7%，較 2011—2015年羊存欄量增速降低了3.1個百分點，穩定在3 億只上下（表 1）。雖然我國羊存出欄量增速均有所下降，但羊肉產量大幅增加。2011—2015 年我國羊肉產量增加了10.5%，與羊出欄量增速一致，2017—2021年羊肉產量增加了9.1%，增速略有下降但大大超過了同期羊存出欄量的增長速度， 肉羊生產水平穩步提高。

　　中國肉羊生產整體上空間相關程度較高，具有較為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多年來分布在高高聚集區和低低聚集區的省羊肉產量比重占全部省比重均超過70%。自然資源條件如飼草或玉米等糧食作物資源、肉羊產業內和產業間比較優勢、農業勞動力數量、技術進步包括科學飼養方式和優良品種選育以及政府產業政策等因素均會促進肉羊生產的空間集聚，其中肉羊產業比較優勢、農業勞動力數量、自然資源條件的影響最大。這主要是因為我國肉羊生產方式相對較為傳統，仍然屬于資源依賴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2011—2020年，我國四大優勢產區羊存欄量從24 394.2萬只增長至 27 516.7萬只，增幅達12.8%，四大優勢產區羊存欄量占全國總存欄量的比例也從86.4%上升至89.8%；四大優勢產區羊出欄量全國占比則從 92.3%上升至93.7%，羊肉總產量全國占比從 91.9%上升至93.1%，分別上升了1.4個和1.2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肉羊產業生產和經濟發展重心正在向優勢產區集聚，只是速度較為緩慢，集中趨勢還不太明顯。其中，中原優勢產區羊存欄量從 6 902.3 萬只下降至 6 221.2萬只，降幅達9.9%，年均下降1.1%， 羊存欄量全國占比更是從 24.5%下降至20.3%。這主要源于中原優勢產區中主產省份河北、河南羊存欄量的大幅下降，江蘇也下滑得比較多，而山東、湖北等地又增 長較少，難以彌補主產省份的大幅下降。西北優勢產區2020年的羊存欄量為7 830.9萬只，占全國總存欄量的 比例為25.6%，相較于2011年分別增長了32.8%和 4.7個百分點（圖 1）。近10年，中東部農牧交錯帶和西南優勢產區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分別為 1.1 個和1.7個百分點，但上升幅度遠低于西北優勢產區。傳統上人們所認為的“中國肉羊生產的重心有由牧區向農區轉移 的趨勢”并沒有很明顯地體現出來，但在草原生態保護力度增強和牧草資源趨緊情況下，肉羊產業對糧食資源的依賴性會逐漸增強，從而向農區轉移的趨勢會愈加明顯。

　　1.2 貿易總額和逆差持續擴大

　　2011年以來，我國肉羊國際貿易仍然呈現不斷增長的勢頭，貿易總額由3.29億美元增長到 2021年的24.03億美元，年均增長63.04%。從進出口變化來看，進口由2011年的 2.76億美元大幅增加到 2021年的23.78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為76.16%，其中 2014—2016年，由于受到國內小反芻獸疫的影響，羊肉進口規模表現為下降；出口則由 2011年的 0.53億美元下降為 2021 年的0.25億美元。與此同時，貿易逆差不斷拉大，由2011年的逆差2.23億美元一路飆升為2021年的逆差23.53億美元，逆差以年均 95.52% 的速度快速上升（表 2）。

　　從羊肉進出口品類來看，2011—2021年，我國羊肉進口品類主要以凍帶骨綿羊肉為主，常年進口占比高達90.00%，這主要是因為綿羊肉細膩鮮香、膻味較輕，符合國內大部分消費者的口感偏好，且冷凍肉便于長時間保存，運輸成本也低很多。但近幾年，這一比例明顯下降，2021年凍帶骨綿羊肉進口占比僅為77.00%，較2011年下降了20.1個百分點，充分說明我國羊肉進口的多樣化程度有所提升。同期羊肉出口品類主要以鮮、冷、凍山羊肉為主，出口占比基本在55.00%~70.00%，而2021年我國出口鮮、冷、凍山羊肉的交易額僅為當年交易總額的28.00%，進一步表明我國羊肉進出口產品結構開始朝多元化發展。

　　中國肉羊貿易的國際市場結構一直比較集中，其中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等亞洲地區以及中東的約旦、阿聯酋及科威特等少數穆斯林國家和地區。近10年，出口市場的集中度升高，2021年中國香港羊肉出口交易額為0.23億美元，占當年我國羊肉出口總交易額的90.90%，較2011年上升了28.5個百分點（圖 2）。

　　與出口市場結構類似，中國肉羊進口貿易市場同樣集中，而且集中的程度更高，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烏拉圭和智利等國（地區），而且多數年份只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這2個國家占據著中國進口的絕對主體，2國占比高達 96.00%以上。同時，中國羊肉進口進一步向新西蘭集中，2021 年我國從新西蘭進口的羊肉占比為61.31%，較 2011年上升了 2.6 個百分點。中國肉羊貿易的國際市場結構較為單一，向核心市場進、出口所占比重過大，一旦國際貿易的環境發生改變將使中國肉羊國際貿易特別是出口增長的穩定性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1.3 傳統消費模式已經轉型

　　雖然中國居民肉食消費中以豬肉為主，但是根據國務院《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 2014—2020 年》宏觀調控的目標，豐富國民膳食結構，增加其他肉類攝入是大勢所趨。自 2014 年開始中國肉羊產業占中國肉產業（除水產品）的市場比例持續上升，中國肉羊產業市場份額逐漸增大，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從羊肉市場需求來看，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費結構升級以及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居民羊肉人均消費量和消費總量呈波動增長的態勢，尤其是羊肉戶外消費和線上購買量明顯增加，但羊肉消費較易受諸如非洲豬瘟、人畜共患病等突發事件的影響。2021年我國羊肉表觀消費總量達到554.9萬t，較2011年增長36.8%；居民人均表觀消費量從2011年的3.0 kg/人增長至2021年的3.9kg/人，增幅為30.0%（表 3）。同時，2011—2021年，全國羊肉戶內消費總量和人均戶內消費量分別增長了24.4%和18.2%，均低于羊肉表觀消費總量和人均表觀消費量的增速。2016—2019 年，全國羊肉戶內消費總量和人均戶內消費量更是連年下降。再加上電商新零售模式不斷涌現 ，“線上”消費和“戶外”消費已經成為羊肉消費和產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從羊肉消費區域來看，我國西北和華北地區城鄉居民對羊肉較為青睞，2 個地區的羊肉消費量之和占全 國消費總量的一半以上。2020年，西北地區的人均羊肉消費量最大，為24.9kg/人，其中最高的省份是新疆，達到12.7kg/人；其次為華北地區，人均消費量為 15.1 kg/人，西南、華東、東北、華中、華南地區的人均消費量分別為 6.9、5.2、3.6、2.4、2.0 kg/人。這部分表明我國對羊肉產品的消費偏好存在一定的區域差異，可以通過調節各區域間的產銷情況滿足不同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1.4 價格波動愈加頻繁

　　10年前，我國羊肉價格一直呈緩慢增長趨勢，但到了2011—2014年，羊肉價格開始快速增長，從41.8元/kg增長到65.4元/kg，增長了56.4%；之后也是小反芻獸疫疫情，2015—2017年，我國羊肉市場價格出現了反常的下降，從61.3元/kg下降至 55.9元/kg，下降了8.7%；但 2018 年以后，羊肉市場逐步回暖，羊肉價格又開始攀升，近年來一直都處于高位運行狀態，主要與肉羊養殖的高飼料成本有關。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2022年上半年形式稍有變化，羊肉價格開始持續下降，6月平均價格比1月下降了 4.9%；甚至相較于上年同期，各月價格仍呈下降趨勢， 其中5月和6月同比下降了5.0%和 4.0%，下降幅度最大。2022年上半年羊肉價格持續下跌一是因為季節性變化，一般下半年羊肉價格會有所回升；二是羊肉市場供給相對寬松，2022年各地羊肉產量雖然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進口量增大，貨源較為充足；三是各地豬肉市場大跳水，羊肉出現結構性過剩。

　　從近5年的月度價格來看，我國羊肉價格季節性、周期性波動明顯（圖 3），其中周期性波動時間跨度明顯延長，季節性波動有收窄趨勢，“元旦”“春節”等節假日效應對羊肉消費和價格有顯著的推動作用。春冬季不同氣候所形成的生產條件和儲存成本的差異、消費者冬季食用羊肉滋補身體的飲食偏好，再加上節日習俗的影響，使得羊肉價格呈現季節性波動特征，通常會經歷1—2 月的上升、3—6月的下降以及 7—12月的回升。羊肉價格變動的季節性有收窄趨勢，說明羊肉價格的季節性變動越來越頻繁，周期越來越短，而且其波動幅度越來越大、變動越來越劇烈。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羊肉價格在 2019年增長的基礎之上繼續保持高位運行，年內“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變動趨勢沒有改變，但下半年回升幅度有所減弱，差距逐漸縮小。相較于其他年份，僅 2021 年，12月份羊肉價格低于同年1月份，下降了2.5%。這主要與疫情下居民外出就餐減少有關。

　　2 肉羊產業未來面臨的挑戰

　　2.1 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擴繁增產空間有限

　　近年來， 隨著國家草原政策的調整和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不斷加大，肉羊產業發展面臨著來自資源、環境和規制 3 個方面的前所未有的壓力。國家從 2000年起實施了一系列草原保護建設項目，草原保護政策實施力度的不斷加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草原生態惡化問題。但受高漲的消費需求刺激，超載和偷牧現象屢禁不止，全國大部分草原仍處于超載過牧狀態，草場恢復速度較慢，草原退化、沙化、鹽漬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草原生態環境惡化的整體情況尚未根本扭轉。隨著國家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不斷加大，各產區對于新建規模肉羊養殖場（小區）、養殖專業戶審核審批手續日趨嚴格，環評及污染防治設施和畜禽廢渣綜合利用措施的建設成本提高了規模場戶的進入門檻。

　　2.2 科學營養飼喂水平低，產能品質均待進一步提高

　　很多肉羊養殖者對肉羊的營養需要缺乏了解，有什么喂什么，沒有形成日糧配合的飼喂觀念，更沒有掌握相關技術。大部分養殖者（包括大型肉羊養殖企業）普遍存在對肉羊礦物質營養缺乏認識，忽視精飼料中礦物質添加劑使用的情況。一些養殖者使用了微量元素預混料，但使用的是奶牛用預混料，甚至是豬用預混料，無法保證精飼料的營養全面與均衡。同時，肉羊養殖者在飼喂精飼料時，常根據經驗投喂，往往只配制一種類型的精飼料，對于不同生理階段的肉羊僅僅是飼喂量不同，忽視了各生理階段肉羊的營養需要特點，未能針對不同生理階段肉羊配制相應的精飼料。

　　2.3 肉羊養殖環境不規范，疫病防控風險加大

　　目前大部分散戶和小規模養殖場戶缺乏科學處理養殖廢棄物的知識，對于處理養殖廢物的必要性和益處沒有充分了解， 成本投入意愿低，養殖環境不規范，防疫條件不達標，人畜共患病時有發生。部分地區人畜生存環境惡化、防疫技術人員短缺，相關農牧業服務部門存在技術推廣力量薄弱、防疫機構設置不健全、手段落后、檢測設備不完善等問題，肉羊的發病率依然較高。此外，隨著貨運物流的發展，我國各省（區）之間的活羊交易日益頻繁， 一些外來重大動物疫病也增加了肉羊疫病防控壓力。

　　2.4 生產加工技術創新不足，尚未實現提質增效目標

　　養殖生產效率低下、技術水平不高是規模以下養殖場（戶） 開展肉羊標準化養殖和現階段肉羊產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主要瓶頸。我國生產加工關鍵技術研發起步較晚， 在精深加工梯次增值技術、全鏈條冷鏈物流保鮮技術、肉品加工全鏈條智能設備研發方面仍然有所欠缺，且技術成果在肉羊生產加工業的轉化率低，是發達國家科研成果轉化率的一半不到。受限于精深加工增值技術缺乏，我國羊肉產品加工層次少、產品結構單一，無法滿足消費者對精細化分割產品的需求。

　　2.5 品牌輻射帶動效應不強，難以有效推動地區農牧民增收

　　一方面，我國肉羊產業尚未完全建立起品牌營銷機制，地理標志品牌總體注冊數量較少。截止到 2021年，中國羊地理標志品牌注冊數量為137個，羊肉地理標志品牌注冊數量為78個，僅占比36.3%。而且消費者大多熟知的均為企業品牌如小肥羊品牌、小尾羊品牌和蒙羊品牌等，對羊及羊肉品牌了解不多，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建立起輻射帶動效應較強的公共品牌或產品品牌。另一方面，羊肉市場尚未形成優質優價的機制，難以有效推動地區農牧民增收。與小屠宰場生產的產品相比，現代屠宰加工技術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并沒有太大的優勢，助推了非先進技術產品的廣泛存在，導致品牌溢價能力不高，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力比較有限。

　　3 促進肉羊產業可持續發展建議

　　中國農牧區肉羊產業發展問題主要源于資源、技術限制和市場挑戰，因此，保障肉羊生產空間，提高肉羊市場競爭力是解決肉羊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3.1 多措并舉保障農牧區生產資料供給

　　面對草原退化嚴重、干旱頻發導致的飼草料供給不穩定或成本較高的問題，要從長期環境治理和短期飼草料基地建設多方面考慮，為肉羊產業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一方面要堅持“生產生態有機結合、生態優先”的基本方針，著力提升草原保護建設水平，實現生態穩步向好。地方政府應加強對第三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禽畜糞污資源化處理和動物無害化處理等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監督實施，并綜合考慮純牧區、農牧區結合區和農區畜牧業發展、草原退化和環境污染的實際情況，統籌資源、產業、技術等因素，以突出問題為導向分區施策。另一方面，加快現代飼草料產業體系發展，著力促進草產業發 展和飼草料基地建設 ，尤其是以草牧業發展為主的省（區）。鼓勵社會資本大力發展青貯玉米、高產優質苜蓿等飼草料生產，逐步推進苜蓿等優質飼草國產化替代；推動飼料散裝散運，鼓勵飼料廠和養殖場實行“廠 場對接”。

　　3.2 規范科學飼養過程和營養搭配

　　進一步完善飼養標準，科學調控肉羊所需營養搭配，加強研發肉羊飼料配制技術和加工工藝，指導農戶進行標準化養殖，促使肉羊產業向更加標準更加優化的方向發展。繼續集中力量研究提高農作物副產物如秸稈等利用率的方法與技術，挖掘我國在粗飼料方面的潛力；大力推廣粗飼料加工調制技術，開發專用飼料及飼料添加劑，改變傳統飼料結構。結合營養需要和飼料資源，不斷完善精粗飼料跨區調配機制。

　　3.3 不斷加強重大疫病防治意識和手段

　　樹立“保健重于預防、預防重于治療”的思想，健全和完善基層動物疫病防控和檢測監督機構，進一步加強肉羊疫病病原學與流行病學研究，升級動物疫病監測手段；重視疫病診斷與檢測技術的國際接軌和標準化，加強與國際信息互通、技術經驗交流共享；更要注重加快相關疫苗的研發推廣，以及做好疫苗注射后的免疫防控效果評估檢測。我國各地自然環境差別較大，飼養條件與模式不同，需要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制定有差別的技術規范，使得疫病綜合防控措施更加有的放矢。

　　3.4 產業各主體協同加快推進技術創新與應用

　　國家肉 羊產業技術體系可以充分發揮引領作用，依托科研推廣單位和龍頭企業，加大產學研結合力度，強化肉羊種業、標準化規模養殖、產業延鏈增效等關鍵環節技術攻關。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應聯合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開展養殖關鍵技術試驗示范，通過生產服務、集中培訓、入場指導等形式，面向規模養殖場技術管理人員、養殖大戶開展實訓，實現關鍵技術向養殖效益轉化。政府肉羊產業政策應向羊肉產品及副產品精深加工領域傾斜，支持肉羊產業領軍企業、骨干企業開展 羊肉產品及副產品精深加工和精細化分割，對羊毛、腸衣、頭蹄等副產品進行加工，并布局生物制劑、毛（骨、皮）工藝品、化妝品等精深加工企業。

　　3.5 打造肉羊產業高附加值品牌集群

　　農畜產品附加值較低是造成農牧民增收困難的一大因素，在保障農牧民生產活動的基礎上，可以通過增強產品外在的品牌效應， 不斷提高農畜產品的溢價率。一是加快推進商標注冊，加強羊肉品牌知識產權保護，支持地方以優勢企業、產業聯盟和行業協會為依托，積極培育區域公用品牌，引領帶動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協同發展。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地理資源優勢和民族文化特色，基于羊肉產品特 質，從“無公害”、“新鮮”、“地方風味”等方向出發，進行品牌差異化定位，加大草原綠色品牌建設；按照羊肉品質分類標準，完善現有羊肉產品品種、品質的市場細分，形成優質優價機制，并努力開拓高端羊肉市場，獲得高品牌溢價。三是加大品牌營銷推介，充分利用農業展會、產銷對接等平臺，積極發展休閑文旅模式，利用其輻射帶動效應，推動羊肉品牌“走出去”。